香港人对付老龄化:老了以后就回大陆
主持人:您在作品当中也提到了三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其实很多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面临的,像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还有贫富之间的一个差距。为什么您认为它是不是问题的问题呢?
回答:分开来说,实际上三个问题是不一样的。老龄化的问题,每个问题都有老龄化,老龄化实际上是件好事情,像我们年纪大的人当然希望老龄化了,你如果不是老龄化了,我们就死得早。人的寿命延长就会老龄化,这是香港的一个现实。而且原来很多年轻人使用各种方式到了香港,现在都年老了,那个时候是打拼的时候。
香港的社会为什么不是问题呢?香港从来不管老人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老了不是靠香港政府的。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香港不像其他福利国家有对于年老的人需要一个很大的计划来照顾全社会的老年人。当然香港到现在还是没有,有的话,当然更好。当然香港是没有的,所以每个人都知道我来了该怎么办。所以这不是一个问题就在这儿。老了以后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大陆。现在香港那边很多都为老人在内地靠香港的地方买了一些楼,那个楼就很便宜,比如说在长平还有樟木头,到广州沿线的地方,另外有一个叫碧桂园,还有一个叫雅居乐,这都是几万几万户的,都是香港那边。这种方式就是说养老,我自己想办法。所以并不是说,香港的老年化对我们没有影响。我们年纪大的人还是要想办法回来,但是对整个香港社会并不会加重负担,因为香港社会本来就不管这个事的,我们自己在解决。当然有一些比较贫苦的,香港社会会有一些社会福利政策。讲到贫富差距的事,这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香港的贫富差距是十年里面五十万新移民的进入而加重了贫富分化。
香港的贫富差距:这是偿还英国人的历史欠帐
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别的地方的贫富差距可能是因为社会的分配结构不合理,我们中国内地对这个问题很敏感。香港也有贫富差距,香港的贫富差距也是比较大,尤其是因为没有社会福利政策,它几乎没有太多的照顾,现在越来越多。所以对于香港一般的贫困的人士来说,还过得过去。应该说,有一个照顾,至少住有比较低层次人有廉租房,还有社会救济。这些年当中,一般对穷人的这样一种福利体系已经存在。但是这种情况下,贫富差距扩大跟其他地方有所不同。早些时候,90年代的时候主要的扩大原因是香港的企业大批的搬到内地去,然后我们这儿叫下岗。失业工人,特别是那些低技术或者是没有技术的工人。这批人后来慢慢的也消化了,老化的老化,慢慢进入服务业的也逐步消化。所以香港现在的失业率不算很高。回归以后的十年当中出现一个新的状况,就是有50万从内地,特别主要是广东和福建农村或者是比较偏远一些的地方移民到香港的人,这批人可以说是,我们有一个称呼叫新移民,但是也有人叫他新平民。这个原因是历史原因,这不是现在的香港政府,香港的社会造成的。这是过去的历史上,在英国人时期,也是因为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在60、70年代是大批的年轻人跑过去了,这批人后来成为香港70年代主要劳动力,各种各样原因移民香港的人,成为香港起飞的劳动力。当中那些比较低层次的劳动力要结婚,香港女的是不会嫁给他,他们在开放之后就回大陆,回自己老家。这个数字整体来说,可能是上百万这么多。在当时的安排下,他们结了婚要移民香港,是难度非常大。按照当时每天75个地方分配的方式的话,也不知道排到哪一年,尤其是广东这边,太集中了。排几十年都排不完。他当时一天是分配到全中国每个省,广东那边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香港人的配偶和他们的子女,而且他们还不受一胎化的限制,有的生了好多,香港人,有的生就生了。那时候也有偷渡的,也有做非法移民的。一直到97回归以后还出了一个大的政治事件,这就是为了解释《基本法》当中,在大陆的香港人,哪些人是有资格马上过来,哪些人是不能马上过来,这个事情加起来就复杂了。但是有这么一批人在回归之后,按照新的安排,加快了他们进入香港团聚。
这一批人在十年当中总的数字达到50万,50万可能就涉及到几十万的家庭,这几十万个家庭新增加的人口是农村来的配偶,一般在香港几乎是没有多少竞争能力,找不到好的工作,或者是失业,或者是找最低层次的工作,收入最少。再带个孩子过来,甚至有的原来一个人在这儿的丈夫,他赚点钱还可以过日子的,等她们来了以后,马上都变成穷光蛋。全家三四口人就跑那么五六千块钱,在香港是很穷困的。靠社会救济,香港的贫富分化,所谓新移民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是这样的一个。这部分人是香港未来发展当中不是太有利的因素,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社会地位。他们的后一代读书好的也可以上大学又改变了。但整体的平均水准在香港整个社会是属于比较低下的。这个层次加速了贫富分化,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人口的质量,文化水准,竞争能力,就业的状况都不是很好的。这些又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香港的问题,这是历史欠帐,英国人实行的欠帐你得还,现在还有,还没还完。这是一个。
回答:再有一个是刚才讲到的男女的比例问题。香港男女比例问题,香港实际上女的多,男的少,它是1000对911,但是反而男的讨不到老婆。因为香港女的不是太愿意这么早,要求条件比较高一点。所以香港男的,尤其低层次男的干脆回大陆去找。香港女的也不容易找,现在反而香港女的和大陆男的结婚了,这里面也没有太多的问题。这当中不是因为香港女的真的嫁不出去,只要你开放了,离开香港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包括年老的问题,别的地方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就是没有劳动力,香港还怕没有劳动力,稍微放开一点,就过去了。
香港人节奏快:一个人两份工作很正常
主持人:其实我想,在早前的时候,大家也都有这样的印象,一说到香港,就觉得他们节奏非常快,尤其是走在路上,发现别人走路的速度都比大陆的人要快很多。而且您在那边也是亲历了十多年,当时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工作节奏快,把您的烟也戒了。您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一下香港人的行事风格以及他们的一种个性特点。有没有一些共性?
回答:香港人走路快当然就是一个节奏问题,大家抢时间。实际上香港不光是走路快,而且工作时间很长。现在我们说,大陆的白领过劳死,香港一直是过劳的。你要过劳,你当然就要节奏快了。比如说做媒体的,原来有日报和晚报,有的做了日报就去做晚报,做两份,做两份工作很普遍的。我们单位当时开我们的时事早班车,那时候陈鲁豫开始读新闻,最早从那时候开始。那时候1998年开始说新闻开始。那时候我们早上要加一个编译,那个编译就是人家做完报纸,做完晚报,做完以后就到我们这儿来。做两份工作,这就是香港,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生存下来,你才能够养家糊口。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够还得清买房子的抵押的贷款。所以你非快不可。
但是你说香港人真的是最快吗?也不见得。我到香港我就发现,我比香港人走路还快,我比他们的节奏还快。这个可能也是香港的特点。谁快,谁可能就有竞争优势。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在香港成功实现
主持人:另外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非常关注这么几任行政长官的更替所带来的变化以及他们从政当中的政绩,您能不能客观评价一下?
回答:实际上就是两任,一个是前任的董建华做了八年,还有一位是现在的曾荫权,实际上是代了两年,要到7月1号,他才是他自己的这一任刚刚开始。当然我希望,如果他有可能做完这一任也是七年,然后再连任的话,他可能可以创造香港十二年的这样一个特首的这样。这两个人实际上所处的背景都不一样。应该说,董建华的那个时候是香港回归要第一次实现一国两制。谁都不知道一国两制怎么办?那要有一个使大家能够普遍接受,确实在他身上就能够体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样的一个人物当时选出来是董建华,包括香港以外的各方都接受。就连比如说美国、英国、台湾方面,甚至日本或者是香港的那些,跟大陆不是太接近的,也都觉得这个人物是可以接受的。当时选出来以后,都觉得香港选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人选。但是他的第二任没有做完,后来辞职了以后又接替,当然有这个原因。应该说他的八年当中,最主要的,他作为第一任特首,一国两制这么一个,从理论的变成实践的他做到了。而且他在这八年,很不寻常的八年,很难的情况下,他是很勤勤恳恳在做,很认真在做。而且如果从个人的付出来说,他也付出很大。他可以第一任做完不做,但是那种情况下,他还继续做下去。后来他又辞职,我觉得这都是一种付出。他自己应该是很大的付出。对于他的工作,他自己也有过历史。我觉得也确实,时间长了会看得比较清楚,因为他当特首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完成,是安定人心了,这个最重要,这一点他实现了。但是在其他的行政管理上,有他的缺陷。他作为一个老板跟作为政治人物,政府的首脑实际上不一样的,他也没做过训练。我要事先要学了公务员,当时有一个设想,英国人后来不同意,就是在97之前设了一个副总督,这个副总督就是97之后可以接上去的。你先学,先知道怎么回事情,但是英国人不同意,没有这个安排。对董建华没有做准备的转型,也没有这种机会来转型,这两个工作是不一样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要体现港人治港50年不变,所以这个公务员是几乎原封不动。他作为一个特首是从原来私人企业转过去的,没有自己任何班子的。这个对他来说,第一届的政府,我们说磨合也好,我们说形成他的领导风格或者是领导核心也好,这个都是很大的挑战。
当然他个人的缺点,肯定有他的脾气,他的作风,他不太注意媒体。现在做政治人物,怎么可能不注意媒体,他不怎么懂得通过媒体,他是老实人。但是曾荫权跟他是不太相同的,曾荫权是本土,他的太太是澳门
的,他自己是香港的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香港人,移民第二代这样的一种身份。跟董建华第一代从大陆过来的又不太一样。第一任的特色,竞选的几个都是上海背景的,很有意思。杨铁梁是上海人,董建华也是上海人。他们互相讲上海话。到第三届,他和曾荫权和那个大律师,他们都是香港本土的。他们是这种,而且曾荫权是从最基层的公务员一点点做起。所以他的竞选口号就是打好这份工。原来英国人在的时候,公务员队伍就是为英国人打工,不懂决策,不管决策。所有的决策英国人才不会教给香港公务员,全是英国人决策好,让你来执行。这也是董建华时候的一个比较大的遇到的问题。公务员体系要从原来的执行改到决策,谁来决策?怎么决策?都是一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到了曾荫权接任的时候,这套班子怎么决策,基本上成熟了。所以有董建华在前面走过的路,他又是本身公务员出来的,又没有曾发安生这样的人在那边分权或者是内部的牵制,当然他应该比董建华管理方面,整体来说控制能力比较强。但是没有董建华这一段也不会有现在这种情况。现在第一任的首长特首,他的要求是是一个政治符号,他是要稳定人心,一国两制体现出来。
当时有没有可能选曾发安生,有没有可选曾荫权,不可能。选了以后,这当中,会不会选这样的人都成问题,包括当时的选举机制。第二,这样的人出来以后,大家是不是放心,各方是不是放心,中央是不是放心。现在经过这一段时间,当然比较成熟了。那就像曾荫权这样的,原来英国人培养出来的,比如说都可以作为特首这样的,这是香港很大的一个规划。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请问您最后的一个问题。您也说过香港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移村,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其中它是把握了很多次的机遇,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这么多年的发展中,都曾因为哪些机遇得到很好的发展的态势。未来它的发展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回答:如果从80年代以前,大陆每一次出事就是香港发展的机遇。也不是他自己要的机遇,结果就是香港发展了。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不少当时逃避日本人逃到香港来,那还比较短暂的时候,当然后面一拨就是1949年,1949年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数字,1949年以前香港好像不到一百万人口。结果一下子来了一百万,接着又来了一百万,香港变成两百多万人的大城市,就几年里边,而且哪些人是带着钱来的,而且是各种各样的,应该说是社会的精英,落魄的精英跑到这儿来。比如说6、70年代香港起飞,起飞的原因很重要的就是,世界经济在发展了,人家产业转移了,中国大陆没开放,香港就抓到了这个机会。这是80年代以前,80年代以后,香港的机会是,大陆每一次越开放,香港越有机会。大陆后来改革开放了,也是香港的机会。这是历史的背景,这个很重要。香港就是命好。再有一个是香港本身因为英国人拿去以后,给了他一个体制,这个体制里边,实际上所有的人里边,来了就是寻找机会。来了人基本上都开始移民心态,就是我来了以后,就要先站住脚,然后能够生存,大家在这么一个小地方拼命的努力,拼命的干活儿,找机会,做生意。所有的各种人这方面的潜力全发挥出来,香港现在还是这样。到香港就会迫使你充分的去用自己的潜力,寻找自己的优势,然后寻找自己的机会,能够找到的,你就站住脚,你就是香港人了。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